根据尹锡悦本人在大选过程中的一些外交政策构想和涉华政策议题上的立场表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么一条脉络，那就是理念政治在选举中的运用。

理念政治既暗合韩国国内的世代纷争、性别纷争、阶级纷争和地域纷争，也阳应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强势扩张势头。与提出明确成熟的韩美同盟政策相比，在对周边大国的外交政策阐述中，中韩关系被表述为“相互尊重”，韩日关系表述为“面向未来”。在尹锡悦把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价值作为重建全球合作的政策框架内，原先“安美经中”的实用主义均衡外交战略开始朝向“亲美疏中”的方向调整，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

在“亲美疏中”的理念政策框架内，中韩关系发展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在政治上，尹锡悦对涉华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向性，这种理念外交将更大程度地制约中韩政治互信，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在安全上，新政府把美国的地区霸权诉求作为韩国地区政策的一个参照，具有明显地牵制中国的政策取向。此外，尹锡悦提出的追加萨德部署和引进美国的军事战略资产也对中国安全利益构成潜在威胁。在经济上，尹锡悦提出的经济安保概念框架实际上预示了中韩双方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态势。

除了理念和政策因素，其他结构性的因素，也是影响中韩关系的重要变量。

首先，经贸合作是加强中韩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作为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韩国新政府显然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在韩国成为中枢国家地位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支持尹锡悦经济承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华经济合作也是韩国促进国内就业，实现贸易盈余和广大中小企业生存的关键。经贸合作也是带动中韩社会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如果中韩经贸合作陷入停滞，将会瓦解中韩关系。

其次，半岛和平是加强中韩战略互信的重要依托。中韩建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得到舒缓，中国在韩朝关系改善过程中发挥了架桥作用。中国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政策的支持首先是基于韩国放弃对朝高压政策，而尹锡悦提出的“先发制人打击论”和引进“美国军事战略资产”的主张只会降低中韩战略互信和导致两国安全利益对立。

再次，对美偏向战略是导致中韩战略对立的诱因。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原来的中美平衡外交转向新阶段的偏向美国的战略，即韩国把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地缘政治威胁，在韩美同盟框架内开展对华外交，谋求韩中关系平等。此外，通过参加美国的印太战略合作体制，韩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人权等诸多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支持美国立场或者挤压中国利益。

最后，极端民族主义是中韩民间交流的一大痛点。近年来，新冠疫情的扩散、中韩“泡菜”、“韩服”等历史文化之争，以及中国强势崛起给韩国带来的安保不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韩国社会的反中情绪持续扩散，而中国社会的厌韩情绪也同样存在。归根结底，奠基于西方价值观和歪曲历史观基础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将长期影响中韩关系，并在一些琐碎的历史文化问题上不断地刺痛两国的感情。

总之，不管是保守派执政，还是进步派执政，中韩关系的发展都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产物。周期性的政策调整虽然在短期内会对中韩关系带来一些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变量。如果韩国领导人顺应地区和平合作的大趋势，中韩关系就会造福于两国人民，如果违逆这一趋势，将对两国友好合作造成打击，甚至成为两国和地区走向对抗和陷入新冷战的催化剂。

作者：梁立昌 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