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价值观外交可能会加速东北亚地区新冷战结构化、固定化。拜登政府为加强全球同盟网络建设而强调西方民主主义价值观。在欧洲，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强化北约对俄罗斯的牵制力;在亚太地区，宣扬“中国威胁论”，致力于构建牵制中国的全方位同盟网络。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同盟集团在欧洲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展开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对此中俄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反遏制政策，由此，世界有可能会进入所谓的“新冷战”时期。在此背景下，尹锡悦政府强调价值观外交并将其积极推进，势必会招致中俄的不满。不仅如此，中俄在提升双边合作的同时，不排除加强与反美、反西方国家联合的可能。

其次，价值观外交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尹锡悦政府计划通过价值观外交来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在构建新国际秩序中增强韩国的影响力。并且希望通过“价值观外交”，加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在应对朝核、导弹等危机时，得到美欧的支持和响应。但是，韩国加强对朝施压，将引发朝鲜采取超强硬的对抗措施，从而造成朝韩关系紧张局面。朝韩关系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种结构性关系。不仅如此，价值观外交将阻碍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作用。除了中美合作的空间被压缩之外，受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中韩合作的水平也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在韩方价值观外交推进过程中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中韩关系甚至会恶化。在这种背景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必需的稳定的朝韩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等几个基本条件很难具备。

再次，价值观外交不利于提高韩国的国家自主性。在价值观外交下，朝鲜半岛残存的冷战格局将被进一步固化，朝鲜半岛的安保环境亦不断恶化，韩国对美国及“价值同盟集团”的依赖也将更加深化。其结果将是被动并入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为目的的新国际秩序。因此，预计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和中韩关系方面，将更多地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最后，越是强调价值观外交，韩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就会变小。尹锡悦政府强调西方的民主主义价值是“普世价值”。但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价值观、制度不同的国家，外交形态也多种多样。如果主张本国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那么就有可能招致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的误解。这可能会导致价值观竞争，甚至引发价值观对立的局面。

在深陷美国以价值观为旗帜建立的同盟集团之前，韩国应该调整外交路线。即，超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价值观外交，推进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和平、发展、公平、公正等真正的普世价值外交。当然，选择何种外交路线是韩国自身的决定事项。这一选择取决于以尹锡悦总统为首的韩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

作者：毕颖达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翻译：张淼卓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