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韩国学界的一种视角

李熙玉 成均中国研究所 所长

   1921年七月，在上海以五十多名党员、十三名代表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已成为拥有九千万名以上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并在2021年迎来了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单一政党从革命政党到统治政党再到执政党延续统治一百年是史无前例的。正因如此，围绕中国共产党也衍生出了区别于普遍评价规范的，有关党的持续性的学术研究。这也对通过经济发展孕育中产阶级，由中产阶级引导政治民主化的比较政治学中的许久命题产生了巨大冲击。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共经历了革命三十年、建设三十年和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发展三十年，再到“新时代”的百年历程。整个过程成为推进“两个百年”政策目标的巨大动力。但中国共产党所讲的“新时代”并不是指颠覆“旧时代”，而是指继承过去一百年的历史遗产，并基于新型社会主义再执政，克服“由外势被迫开放的近代历史”。即“新时代”是指对自主开放未来的百年奋斗过程。此政策的基底隐藏着中国崛起过程中所获得的对路线、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这也是对应美国的施压追求“政治认同（Politics of identity)”的政治宣言。实际上以目前GDP来看，中国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0%，且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竞争的新战略竞争局面。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100周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竞争。

革命和建设的时代

 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等战争和革命的氛围蔓延到亚洲以及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进步学者们在这种世界潮流下克服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并谋求了新的政治秩序。他们通过各种路线斗争最终把社会主义收容为自己的政治认同，湖南的党代表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共产党为了克服组织劣势，通过国共合作等多种战略和战术追求了独有的政治势力。1934年至1935年越过十八座山脉、穿过十七条大江经历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正是共产党确定组织路线和意识形态的大转换。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讲到，“并不是所有社会都经过同样的革命过程产出同样的结果”，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存在对国民党腐败和不彻底革命任务的镜面效应，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是出自于农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主动支持、扎根于基层的社会改革实验、灵活的战略和战术、阶级联合以及坐落于时代精神掌握诸政治势力的结果。毛泽东所说的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唯意志主义（Voluntarianism）世界观也是在中国的革命现场所发芽，并在之后担当了保障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机制。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以颤抖的湖南方言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由此中国开始进入区分于现代的当代（Contemporary History）。但是中国并没有着手开始社会主义法律改造，而是企图设定“过渡期”履行新民主主义任务。此时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是指区别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段，由社会主义主导力量履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五星红旗”象征共产党领导劳动者、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内容，以及建国之后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以“耕者有田”的原则保障小农经济的政策也是渐进主义（Gradualism）和增量主义（Incrementalism）的方式都是从新民主主义任务出发并推进的。

    但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脱离现实的过度热情，在国家建设的经验还没有积累下来的情况下，衍生了追求“一次性跨越式发展”的大跃进，而这对之后实现建国任务累积了沉重负担。而且当时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没落但残留的少数有产阶级和新登上在历史舞台但未成熟的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个矛盾会在覆盖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的大过渡期中出现。在这种逻辑下，意识形态成为整个政策领域的“看得见的手”，并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体现为防止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持续革命”工具。

  由此可见，在革命建设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贯彻于整个社会并压倒了实事求是的计划。如此看来，所谓“反近代的近代（Anti modernist modernism）”注定会产生缺陷，且其任务只能转交给以改革开放发展的后续时代。

社会主义实验：发展的时代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后，共产党为探索新道路召开了被称为“第二次革命起点”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议中，领导干部们围绕中国的国家形式和社会主义运行机制进行激烈的讨论和路线斗争，最终找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这意味着中国将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开启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独立社会结构关系的“一国社会主义”。换言之，由于中国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必须要克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

   这就是所谓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认知的开始。但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与越南战争（1960～1975年）中萌芽的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重组相吻合。1971年访华的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认识到“接受中国发生的变化之前，世界不得安宁”。因此，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尚未建交的中国，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即是中美缓和局势的开始。美国虽然从形式上把东西和解作为外交目标，但为有效牵制苏联，必须要拉拢中国来瓜分社会主义阵营。而此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告一段落。因此，中国可以在探索新方向的过程当中与美国形成共识。如此看来，从推进改革开放的环境层面来讲，可以说1979年的中美建交是一个契机，而这个中美间的桥梁则是毛泽东架起的。毛泽东逝后，新一代改革开放领导人们设立经济特区，并为了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果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并企图由此消除国内政治中的绊脚石。思想解放运动等启蒙时代的开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期间美国也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通过围绕中国的“周边”确保了牵制苏联的地缘政治价值。这就是所谓的以包容接触方式为基础的“基辛格秩序”。

   改革开放中的对外开放引领了对内改革，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发的农村改革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也大幅扩散起来。与此同时，共产党也持续向现实生活提供社会主义理论。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为了将其应用于具体日常生活，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来减少对市场的恐惧。此政策下市场活力逐步增强，长期支撑中国城市的单位体制逐渐瓦解，社会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站在理论和实践前沿，在社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所有节点当中扮演了“均衡轴”的角色。1992年的“南方讲话”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并不在于计划或市场，而是在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当中”，“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的重要讲话，扩大了改革空间。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明“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得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具有不折不扣的灵活性。

  这对共产党的结构和功能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通过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革命党转换至执政党。共产党的这种灵活化战略也具体体现在各个政策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1年为推进中国式全球化而加入世界贸易机构的事实。中国自主选择进入并正面突破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过程中，中国通过高速增长弥补了美国领导力的空白，并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了千禧一代的爱国主义情绪。但中国的量化增长方式存在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缺陷。为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将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宪法和党章中，试图追求包容发展路线。通过此项举措，中国以“发展”代替了“增长”。

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习主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即不忘创建共产党的初心，将此与“强国梦”接轨来实现“中国梦”。为实现此目标，首先要消除经济差距和不平等，恢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新时代的主要矛盾除了城乡间、地区间、收入间差距之外，还需要关注并克服信息化时代中信息和教育差距。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中。其次需要建立新型国际秩序，需要摆脱对现有美国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适应或顺应，并纠正倾斜的国际关系。第三是需要克服在蔓延的既得利益、腐败等问题。为此共产党会在所有领域明确贯彻指导原则，让人民体验到真正的“获得感”。第四则是探索中国式国际化的可能性。为此，共产党通过全面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平台，从接受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并追求反映“中国智慧”的多边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理论也可以说是从这种逻辑出发的。

  中国之所以策划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是因为中国认识到以过去的模式是无法准备新的百年，但更重要的是新时代面临的挑战要求中国转型至新的模式。为此首先需要克服因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全球化而发生的现代化与去现代化的双重挑战以及“经济发展”和“幸福最大化”之间的差距。第二，为了同时度过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两个难关，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并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迫切需要构建区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制度。第三，随着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增加、人力资源流动加速、社会整合的减弱，必须要建立新的政策并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第四，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影响力的不断弱化之下产生的价值多元化中很难确保共识。但因为这种现象是相互交织的挑战因素，如果同时通过瓶颈区，仅凭现有的治理系统很难克服。

  在这些挑战之下，新时代选择了“所有组织都必须服从于党”的以党治国体制。短时间内中国会继续坚持这个实验。之所以中国能进行这个实验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文官掌控军队已经实现，元老政治已经退出政治制度舞台，并且与苏联和东欧不同，目前共产党员数目稳定增加，已经达到了9,500万人。而且民众也高度支持现行体制，体制向心力始终大于离心力，历史合法性危机较弱，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孕育中国式以党治国体制社会接受度高。除此之外，正如“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视角，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经验差异、生活的生产方式差异、传统政治文化中对混乱的恐惧等要素也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了诸多难关，但在国家战略蓝图之下成功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队伍当中。况且目前城镇化率只有65%，以及农村还没有达到尖端技术均衡发展的“大国开放型经济”，因此中国还存在无穷无尽的增长潜力（Vacancy）。而从实际层面来讲，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持续进行的无接触经济实验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力（Resilience），并且中国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物联网、5G等融合科技技术试图转换中美关系中角色的博弈。尽管美国用供应链战略对中国经济施压，中国则实施中国式价值链体系克服危机。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成长也如实地证明中国战略的成功。

  但仅仅通过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新时代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可持续性。在党拥有社会主义全部解释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制度化、贤能主义（Meritocracy）、协商民主等整治过程能否克服现有危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必须要克服“党做决定，人大拍手，政协鼓呼万岁”的官僚主义和宿命主义。除此之外，影响日常生活的就业问题、人口问题都是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浮出水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新的讨论

    韩国看待中国的视角从一方面而言是承载过度意识形态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危险论和中国危机论，而另一方面是则是过度强调中国内在因素，因而忽略从比较视角看待中国问题。除此之外，韩国学界盲目顺从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认知，拒绝作出自己的选择。正因为这种问题韩国国内陷入同盟主义的困境当中，也在解决韩半岛问题的过程上困惑于过度的军事悲观主义。尽管研究者们熟知中国是一个“历史复合体（Historical bloc），学界却蔓延缺乏历史和哲学的、干枯的社会科学风气，并且埋没于中国的政策研究当中，真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风气也随着削弱。为克服这些问题，中国研究必须要提出处于“应当存在的状态”和“现在存在状态”之间的“研究问题”，通过重建学术对话等方式扩大中国研究的知识平台，并在韩国与中国之间进行富有高水准、建设性、制度化的讨论。

本文选自成均中国研究所季刊《成均中国观察》第35期(2021年7月15日出版)，转载必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