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拜登的对华牵制路线为解释“新冷战”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经济、军事实力外加韩式文化、韩式防疫、信息化时代

地缘政治环境难以作为宿命接受

“美中之间选择两难框架”限制了韩国外交的想象力，缩小了外交选择余地。 由韩国政府提议并主导于今年3月26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视频峰会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好尝试。（图片来源：青瓦台摄影记者团）

韩国外交安全舆论主导层中存在着一个陈旧的框架即“外交上的两难选择”。将韩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现实定性为“两难”，被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常数”，但这种框架会使我们自我限制想象力，缩小外交选项。这里发生着一个悖论：唯其认为是两难，才会陷入两难。

“两难框架”告诫说，不能在美中之间蹩脚地走钢丝，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同时被双方抛弃。他们的解决方法导致“原则外交”，但其“原则”，大抵是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价值和规范。答案是确定的，它归根结底与“两选一”没有区别，也就是要站到唯一的盟国美国一边。可是，外交上怎么可以只有两选一的路呢？外交之所以存在，根本就是为了创造多种多样的选项。

框架往往会误导或夸大现实。很多专家以美国和中国的“脱钩”为依据，主张美中战略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说，无论是基于攻击性现实主义，还是视为霸权转移论，结构上都是如此，他们还说，即使乔•拜登上台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观点是超党的。

主张拜登新政府也只能采取对华牵制路线，这并没有错误，因为，美国民主党有着对华干预政策传统，而且中国的“权威主义”做法和攻势性路线事实上也使看待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将拜登政府的对华牵制路线解释为不辞一战的“新冷战”，就未免过于夸张。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所谓的“打压中国”不止于经济领域，还扩大到了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这是因为前国家安全助理约翰•博尔顿、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白宫贸易、制造业政策局长彼得•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代表罗伯特•莱特海泽等反华主义者占据了政府要职，并与特朗普这个民粹主义政客联合在一起。这些极右势力攻击的不是中国这个地缘政治实体，而是中国共产党。触动体制，看上去像是敌我分明的情报世界的心理战，可以说是新冷战。

拜登时代，反华极右势力将退出政府。当选总统拜登和美国民主党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者”，得到华尔街和新自由主义资本势力的支持，后两者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不愿看到世界经济走向灾难性结局。因此，极右势力甚至攻击他们为亲华者。

拜登政府也将意识到美国国内广泛的反华情绪，政治上以香港等人权问题为中心，表现出“粗暴”的面貌，但与发誓“在中国进一步成长之前要踩死”的好战分子相去甚远。拜登阵营强调同盟，性质上更多属于对特朗普破坏同盟的反作用。

拜登固然也曾表示要与盟友进行协调和合作，以应对中国这个“挑战”，但与纠合势力正式与中国争斗的攻击性层面相比，“分散未来危险”的防御面更强。这明显不同于单方面强迫同盟两选一。

美中关系将继续战略竞争，但局面与其说是新冷战，不如说是“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认为美中之间的对峙短期内会进入调停期和消停局面是现实的。自然地，得到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CIA)等安保领域精英支持的特朗普政府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至少会改变提法。

有观点认为即使拜登政府上台后也难以避免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但这是一种过于夸张的看法。（图片来源：路透社 韩联社）

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拜登政府时期，韩国会喘口气的外交空间会略有所增。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从经济角度看是理所当然的决定，5G、“四国安全对话”(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参与的战略论坛)、萨德、南海、台湾等美中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可以实事求是地决定。

对朝政策自不待言。拜登政府时期，朝核问题很可能不再是美中矛盾悬案，而是合作问题。拜登也曾表示，将与盟国韩国和中国合作，推进朝鲜无核化。还有主张认为，拜登政府时期朝核问题的优先顺序会下降，转而重视朝鲜人权，因此将保持强硬的对朝政策基调，但这是一种过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排除了韩国的立场与作用。而且，朝鲜已经通过六次核试验展示了制造10万吨当量氢弹的能力，以成功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展示了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朝核问题对拜登政府来说并非紧迫性不大的问题。

从长远看，有必要在美中关系背景下明确制定韩国的对华政策方向。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韩国除“参与”(engagement)之外别无选择。虽然需要个案牵制，但参与反华同盟或对华封锁与韩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韩国不必卷入与韩国生死利益无关的地区纠纷，而且要让美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外交两难”框架中渗透着小国意识和失败主义。也就是说，以传统媚大主义为基础的小国意识和殖民地-分裂-冷战的经历所产生的受害意识不知不觉中支配着韩国的外交话语。尽管以经济增长和韩式文化等韩流扩散、韩式防疫、成熟的民主主义和市民意识为依托，国民自豪感高涨，但外交安全舆论主导层仍在在生产着失败主义话语。

大韩民国经济实力排名第十，军事实力排名第九，人口5千万，绝非小国。被特朗普提名为七国集团(G7)扩编对象，还将应邀参加明年在英国举行的G7首脑会议，也许会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成为“脱亚入欧”的亚洲国家。

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也无法摆脱美中矛盾悬案的牵连，但不会把自己描述为陷入外交两难。韩国有列强环伺，地缘政治环境或可谓严酷，但在21世纪全球化、信息时代，难以将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宿命接受。

作为替代方案，有些人还提出“中坚国外交论”。也就是说，随着国力的增长，韩国也应当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在国际舞台上以全球议程为主寻求自己的角色。启动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国家会议体MIKTA也同出一脉。这是李明博政府以来，以韩国外交部为中心，目前仍在采用的路线。

但是，笔者担心“中坚国外交”也像“两难框架”一样，成为限制我们想象力和潜力的又一个枷锁。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文在寅政府为了分享韩国的防疫经验并建立国际合作体制，提议并主导20国集团(G20)视频首脑会议，从而备受关注，成为摆脱中坚国外交框架的好例子。

变化只有在来到后才能切身体会。“结构上无可改变”的主张不仅无聊，而且是一种无视决策和政治动态的纸上谈兵。与其思考外交两难，不如思考大胆而宏大的外交蓝图，以打破外交两难，超越中坚国外交。

金成培 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前国家情报院海外情报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