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对亚太地区各国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美国视中国为其霸权挑战者，对中国的战略施压日益增强。奥巴马政府期间，先后推出“重返亚洲”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竞争显现。特朗普执政以来，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打压更加明显，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国与中美两国利益关系密切，中美战略竞争对韩国具有重要影响。面对中美战略竞争，韩国如何认知中美战略竞争并进行回应值得研究。本文将主要探讨韩国如何认知中美战略竞争、分析韩国如何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及其影响因素。文中引述韩方相关观点主要供观察分析，并不代表我们认同其观点。
学者对中美战略竞争开始的时间存在共识，普遍认为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合作大于竞争转变为竞争超越合作，但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及前景，韩国国内存在不同看法。
一 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演进，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者对中美战略竞争开始的时间存在共识，普遍认为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合作大于竞争转变为竞争超越合作，但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及前景，韩国国内存在不同看法。
（一）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原因的认知
首先，韩国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实力差距的缩小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在中东消耗了巨额战争费用和大量军力，此外，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同样消耗了大量国力；反观同一时期，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逐步成长为新兴强国。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自此开始发生变化，且随着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结构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两国的全面战略竞争，中美关系从矛盾中的合作转为合作中的矛盾关系。
其次，韩国学界认为中美战略目标冲突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根本原因。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新兴崛起大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竞争。奥巴马时期，美国希望通过“亚太再平衡”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中国则希望通过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超越新兴强国或地区强国地位，成为和美国一样的全球强国。特朗普时期，美国通过“印太战略”“贸易战”等多重手段对中国进行遏制，而中国推行强国政策和大国外交，致力于成为新的秩序主导者。中美战略矛盾随着双方战略目标冲突不断激化，直接导致了中美战略竞争现状。
最后，韩国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直接诱因。
第一，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即中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随着中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美经济关系并未向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工作岗位减少、尖端技术外泄等负面结果，因此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战略封锁。
第二，经济上的损失促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而中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不得不对美进行反击。
第三，有韩国学者指出，在美国的认知中，中国长期向本国企业提供政府补贴，导致贸易不公平现象出现，致使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制裁和反制措施也不断出台。
第四，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美国经济发展中服务业是主要收入来源，而中国依靠不合理的技术转让和产业补贴等，促使美国在服务业上的优势逐渐向中国转移，尤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这些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
总体而言，在韩国学者的认知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两者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推动的，与此同时，实力的变化也塑造了中美两国相互对立的战略目标，经济因素则是战略竞争的催化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韩方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说辞。
（二）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内涵的认知
韩国国内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地缘范围和竞争态势存在基本共识。韩国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竞争已经形成且已经开展主导权竞争，但对于中美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仍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已经开始且愈演愈烈，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国力差距，中国仍旧需要争取与美国合作，并将地区和平及本国经济的增长作为基本目标，中美竞争仍可能由合作主导。
韩国学者认为中美在政治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韩国认为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在奥巴马时期已经显现。特朗普时期，美国基于“美国优先”政策导向，致力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使美国再次强大”，其间围绕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美国的介入不断加深，中美政治竞争更加激烈。
韩国学者认为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韩国学者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很难通过WTO来调解，中美两国在相互信赖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很难建立稳定的关系。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尤其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美国意识到必须尽快限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在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进一步加强。
韩国学者认为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致力于加强同亚太地区盟国的联盟关系，并扩大同印度和越南等与中国存在矛盾的国家的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一方面支持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挑起纠纷；另一方面，美军飞机和舰艇频繁出入这些地区，不断彰显美国的军事影响力。而韩国学者认为中国也在积极为与美国进行军事斗争做准备。
韩国学界也认为中美之间的科技战略竞争在不断凸显。尤其在特朗普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华的高科技限制和与“中国制造2025”之间的对抗，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摩擦是以5G技术为代表的未来科技和世界霸权之争。对于特朗普时期挑起对华贸易摩擦，韩国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满，不如说美国更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对美国科技优势的蚕食。
（三）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影响的认知
在韩国的认知中，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并不断向外交和安全领域扩散，而中美战略竞争对于韩国的影响也同样从经济领域开始并不断向外交和安全领域蔓延，最终将压缩韩国的战略空间。此外，韩国学者还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对朝鲜半岛的安全以及和平进程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增添了不确定性。
第一，韩国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直接影响韩国经济发展，并外溢到韩国的外交和安全领域，且这一现象在特朗普上台以后日益明显。
第二，韩国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延缓了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
第三，韩国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给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在韩国的认知中，中美战略竞争以负面影响为主，不仅对韩国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也给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韩方民调显示，2020年7月韩国民众对中美两国的支持率都达到了历史新低，对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力持负面态度。
（四）韩国学者对中美战略竞争前景的认知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韩国学者和民众认知较为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在未来成为优胜者的可能性较大。但就近期来看，美国依然占据绝对的实力优势和主导优势。韩国认为对于自身这样的中间国家而言，中美两国对领导权的争夺，使得两国更有动力为以韩国为代表的较弱国家提供更好的条件。
第一，韩国认为中国在未来成为优胜者的可能性大，但中韩之间缺乏信任。韩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实力的继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望超过美国。韩国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会支配和欺负韩国这类中间国家，因此当让韩国民众做出选择时，他们显然更喜欢美国而不是中国。
第二，韩国认为美国目前依然具有绝对实力和优势，但美国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韩国认为朝鲜半岛仍处于紧张状态，而只有美国有绝对的实力来维持地区国家的安全并推动它们进行合作。韩国同样认为，美国目前是一个稳定和保护的来源，但美国承诺保障地区安全的持久性仍不确定，而且未来越来越不确定。
第三，韩国依然可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争取获利。韩国认识到已经无法回避中美战略竞争问题，韩国必须在有限的战略空间内进行灵活的政策选择，立足自身国家利益，实现韩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就目前中美实力来看，尽管前景明朗，但当韩国人被要求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时，韩国仍坚定地支持前者，而不是后者。韩国民众也强烈倾向于继续密切依赖美国作为安全保障并防范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韩国的战略选择终究受制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态势，所以韩国国内对于战略选择长期存在争论，在三者之间不断反复。
二 韩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
中美竞争导致旧秩序削弱，韩国身处东亚地区秩序之中，与双方均存在密切联系，以韩国为首的中等国家均面临严重的问题，但单纯以“政经分离”或“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来定义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选择并不全面，从现实来看，韩国在安全上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也需要美国，所以韩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应对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一）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战略选择
目前韩国国内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有多种战略选择，其争议的核心就是中美之间谁享有韩国战略优先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韩国认为单纯考虑韩美同盟关系或完全依赖中韩关系都不可取。目前具有可行性的、占主流的主要有三种战略选择。
第一种是优先考虑韩美同盟关系，并对中国采取均衡外交战略。
第二种是对冲战略，即与中美双方两面交好或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政策。
第三种是韩国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提出政策和立场并在中美之间起说服作用。
韩国的战略选择终究受制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态势，所以韩国国内对于战略选择长期存在争论，在三者之间不断反复。为提高自身自主性，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东亚秩序中发挥韩国的影响力，韩国在具体的战略选择中将采取具有韩国特色的灵活战略。
（二）韩国在政治方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
长期以来，韩国在政治领域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但韩国公众对美国的信任明显强于对中国的信任。因此，以韩美同盟为基准的政策长期占据主导，但韩国历届政府仍在此基础上不断追求自主性和灵活性。
从韩国意识到中美战略竞争伊始，韩国就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平衡政策，并努力追求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就现状而言，一方面，韩国认为，美国现在更重视双边外交和军事选择，而不是多边外交和谈判；另一方面，韩国认为，中国不仅经济在增长，野心也在增长。韩国对中国意图的怀疑并没有导致它向美国倾斜，韩国并不认为可以完全依靠韩美同盟；在其认知中，韩国作为一个关键的中间力量,可以对该地区的权力平衡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并维持现状,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韩国在安全方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
韩国对美国的好感超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邻国。在韩国的认知中，韩美关系历经多年考验，同盟关系依然稳固；反观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经济报复似乎对韩国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韩国认为美国是首选的安全伙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邻居。因此在安全方面韩国更倾向于对美合作。
就具体安全议题来看，韩国认为来自朝鲜的威胁远大于中美战略博弈给韩国带来的安全危险，韩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的支持，但中美战略竞争增加了韩国对两国的不信任程度。虽然韩国依然坚守韩美同盟基轴，但对南海这样与韩国相关性不强的安全问题，韩国则尽量选择回避或低调支持的平衡政策。
（四）韩国在经济方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
中美战略竞争最初反映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分别作为韩国第一和第二大市场，两国与韩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韩国将不得不寻求办法来应对中美之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
韩国对中国经济有极高的依赖性，更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韩国并不愿意在经济上放弃与美国合作。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前景，韩国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努力减少负面经济影响和外交与安全制约，积极拓展经济和战略回旋空间。
总体来看，韩国认为亚太地区存在双框架格局，中美则是在此背后相互竞争的隐性双中心。但韩国似乎更倾向于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为减少韩美同盟对韩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升级对美经济关系的同时必然积极调整自身经济政策。而在未来，韩国将积极推动经贸多元化、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为获取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韩国长期谋求“平衡者”和“两面讨好”的角色。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演变，韩国在有限的战略空间中必须做出有效且灵活的反应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追求利益发展。
三 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因素
韩国身处东北亚中心地带，长期生存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之中，为获取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韩国长期谋求“平衡者”和“两面讨好”的角色。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演变，韩国在有限的战略空间中必须做出有效且灵活的反应才能保证自身安全，追求利益发展。这些战略选择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尤其经济方面，是影响韩国战略选择的重点，与此同时，韩国自身实力的变化也能为韩国的战略应对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这也加深了韩国民众对两国的不信任程度。但韩国大部分民众对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持正面看法，对于美国恢复世界领导地位也持乐观态度；对中国作为世界领袖角色的看法虽然向着积极的方向过渡，但对中国作为世界未来领导者感到悲观。韩美同盟在未来仍是韩国的首要战略选择，但韩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毕竟与邻国的积极合作将扩大韩国的外交空间，并使其能够重新获得对朝核问题的影响力。
四 结语
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近年来中美战略互动的态势，中美战略竞争短期内将难以改变，其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对亚太地区国家而言，中美战略竞争所塑造的体系压力对其战略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在中美之间面临双重困境，需要更加谨慎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于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发挥积极的沟通协调作用。
全文请见《当代韩国》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