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 通讯员 肖传国 王浩然)4月16日,长春师范大学池田大作文化研究所、吉林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联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举办题为《总统大选、认知偏差与韩国对外关系走向》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是“东亚和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系列讲座之一,旨在加强基地班同学对东亚地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知识的掌握,提升知识的梳理能力与学习兴趣。
三个维度视域下韩国政治
董向荣分析了韩国3月9日总统大选的影响因素。她认为,需要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此次选举。
第一,韩国政治是“摇摆政治”,即由分属保守派与进步派的两大主要政党交替执政。韩国自1987年民主化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五年单任总统制。从1988年卢泰愚执政到2017年文在寅上台,韩国基本维持“十年保守派,十年进步派”的政党轮替节奏。2017年,朴槿惠因“闺蜜干政门”丑闻被弹劾下台,未完成五年总统任期。2022年,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当选,打破了以往十年一换的摇摆周期。从韩国盖洛普公司民意调查数据看,文在寅政府在任期之末仍拥有约40%的民众支持率,是民主化以来历届总统中最高的,进步派原本有机会赢得此次总统大选。
第二,韩国政治是“比犯错政治”。即,一旦本届政府出现重大丑闻、严重危机或政治失策,那么执政党很难在下次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比如,金泳三时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朴槿惠执政末期爆出“闺蜜门”事件,引发政治社会严重动荡等。在这样严重的危机下,在野党赢得总统大选、实现政权交替几乎是必然的。文在寅政府虽然仍有较高的支持率,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了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成绩,但是在房地产问题上存在严重失策。在以稳定房价为目标的文在寅政府五年任期内,房价几乎翻了一番。根据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对文在寅政府施政不满的受访者,“认为不动产问题处理不好”的占23%,长期高居不满意原因之首。房地产失策尽管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或2017年“闺蜜干政门”的影响那么大,但是明显拉低了进步派的支持率。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试图提出新的房地产政策与现政府相分割,但仍未能赢得选举。
第三,韩国政治是“外部因素高敏感政治”。早在2002年的韩国总统大选中,两名韩国女高中生被驻韩美军军车碾压而凶手逍遥法外,引发了强烈的反美情绪,进步派候选人卢武铉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高举反美旗帜上台。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不仅宣告文在寅政府以俄罗斯为主要对象的“新北方政策”破产,还直接影响了两周之后韩国的选情。韩国是有“安全焦虑”的国家。目前,在法理上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是由一纸《停战协定》维持着停战状态。俄乌冲突的爆发和反俄情绪的上升,使选民更多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大选问题,民意倾向于支持亲美、亲日、反朝的保守派。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助攻”,韩国保守派能否赢得此次大选还很难说。
认知偏差与韩国对外关系
董向荣分析了认知偏差与韩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受“虚假独特性”(False Uniqueness Effect)的认知偏差的影响,韩国对自身的评价较高,甚至可能高于客观实际。而有些国家对韩国的认知和评价可能低于客观实际。韩国是有“大国梦”的国家,自我定位是一个大国或至少是接近大国的中等强国,而他国对韩国的认知更多的是一个中小国家。如何弥合两种认知之间的差距、使之都更符合韩国的客观实际,是韩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课题。
早在2015年,时任总统朴槿惠就指出,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组成“5030俱乐部”,仅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韩国有望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七个成员。韩国在2017年实现了这一目标。文在寅政府时期积极欢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七国集团(G7)扩员倡议,接受邀请赴英国参加G7首脑峰会的扩大会议。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在野党候选人尹锡悦提出将韩国打造成“全球枢纽国家”的构想,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也提出要将韩国打造成全球第五经济大国。可见,尽管执政理念有差异,但韩国政客的大国追求是非常一致的。
客观来讲,韩国从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这个成功个案具有很强的稀缺性。韩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强烈发展取向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与私营企业组成联合体,实现了经济的发展。自1962年到1996年,韩国共实施了七个五年经济计划和1个新经济计划,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各项出口、信贷等政策激励,依靠私营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载体,加速完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韩国于1996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迈进了发达国家的门槛。当今,韩国已经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韩国自身认知的变化,韩国已经认可了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地位。韩国也有意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当前韩国是中等国家联合体(MIKTA)的一员,但未来韩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主动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别国对韩国的定位偏低,与韩国的实力不符,就会给韩国造成某种不受重视、不受尊重的心理感受,进而影响双边关系。
群体内-群体外偏差(In Group-out Group Bias)也会对韩国的对外关系产生影响。董向荣表示,物以类聚,国以群分。人们过高评价自己、过低评价他人的倾向,会从个人延伸和拓展到群体或国家。从建立自信的需要出发,人们会对自己所属群体给予高于客观实际的评价,而对不属于本群体的成员进行较低的评价甚至是排斥。这种偏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对外关系政策的倾向。传统上韩国长期保持着对美、日、中、俄“四大国外交”的状态,不同时期的韩国政府会在排序上作微调。新当选的总统尹锡悦提出,要把韩国打造成通过“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实质性合作促进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国家,要让韩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扮演更广泛的角色,同时把欧洲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韩国的新表态突出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也是对美国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对中美全面竞争、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行动的反应。尹锡悦强调加强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加强韩美日安全合作。尹锡悦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中表示:美日韩同盟关系中,韩日关系是最为薄弱的一部分,促进韩日关系发展,则会大大地加强美日韩同盟关系。近期内韩国与美国和日本会有密切的高层互动。
中韩关系实现分享式经济增长
关于中韩关系,董向荣表示,韩国的崛起利用了1949年与美国建交、1965年与日本关系正常化、1992年与中国建交等三次重要的机会,实现了受邀请的、分享式经济增长。中韩建交三十年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增进了两国国民福祉。双方已经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对韩国的发展尤其重要。2021年,中方统计显示,中韩贸易额高达3624亿美元,接近中日贸易额(3714亿美元)。韩方统计显示,2021年,两国的贸易额3015亿美元,远超过韩美(1691亿美元)和韩日(847亿美元)贸易额的总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产业链断裂、脱钩等事件,2022年中韩贸易额有望超过中日贸易额,韩国有望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双方定位上讲,中国常把韩国定位为中小国家,而韩国对自己的定位则为接近大国的国家;中国在处理对韩关系上往往把韩国看作具有相通文化的东方邻国,而韩国比较关注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认知差异增加了两国双边关系处理上的难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05月07日 作者:钟义见 肖传国 王浩然